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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难,不是公平的敌人
——兼论“小国容易论”为何必须被超越


一、把“大国难”请下神坛

“新加坡才590万人,当然可以做到住者有其屋、学子有其教;我们14亿人,地广人稠,不公平是常态。”
这句看似温和的解释,几乎成了近十年中国公共政策讨论里的“万能镇静剂”。它先承认差距,再用“规模”将其正当化,最后用“宿命”让听者放弃追问。
但“大国难”只是事实陈述,不是价值豁免;是治理变量,不是制度终点。
把“难”当成“合理”,把“规模”当成“原罪”,本质是把“治理复杂度”偷换成“价值合理性”,让14亿人的公平权利在一次次的“体谅”中被无限期搁置。


二、小国确实“容易”,却也被我们误读

  1. 容易在“物理半径”,不容易在“政治半径”
    新加坡一城即一国,政策从总统府到组屋电梯口只需30分钟车程;但“物理半径”短,不等于“政治半径”短。
    ● 它同样有多元种族、多语言、多宗教,稍有不慎就是族群骚乱。
    ● 它同样有市场与民生的拉锯——市中心土地若走拍卖,政府年收入可再涨15%,但他们选择把最黄金的地段留给廉租组屋。
    “容易”不是自然禀赋,而是价值排序:把“公平”放在“土地财政”之前,把“居住权”定义为“公民权”的一部分。

  2. 容易在“船小好调头”,不容易在“敢随时调头”
    小国试错空间更小,一次组屋烂尾就可能引发政权更替;但新加坡敢让90%家庭住在政府房子里,敢让公积金强制提取35%用于住房,敢让最高法院旁边就是廉价租赁区。
    “容易”背后是一套把“公平”写进国家核心资产的制度勇气,而不是“船小”的天然福利。


三、大国的“难”,到底难在哪?

  1. 难在“差序格局”——梯度太大
    从人均GDP3万美元的上海到人均GDP5千美元的甘肃,中间隔着近60年的发展阶段差。

  2. 难在“利益链长”——层层传导
    中央转移支付→省里统筹→市县配套→街道落地→社区执行,每一公里都可能被“截胡”。

  3. 难在“制度碎片化”——一国多制
    户籍、社保、土地、财政、编制、考试,六大系统板块之间接口不一,数据不连,公平被“接口费”层层消耗。

但请注意:这三条没有一条指向“公平不可能”,它们指向的是“公平需要更高级的制度技术”。


四、被忽视的“大国红利”——新加坡做梦都想要

  1. 规模红利:14亿人的单一语言大市场,摊薄公共成本
    同样修一条高铁,新加坡就算全国铺满也不过北京五环内面积;中国可以把“规模”转化为“均摊”,用东部收益反哺西部轨道,用全国网络稀释偏远地区造价。

  2. 财政红利:20万亿元年财政收入,可集中办大事
    2020—2022三年脱贫攻坚,中央+地方累计投入1.6万亿元,相当于新加坡三年GDP。大国兜里有钱,关键在“愿意把钱花在谁身上”。

  3. 制度红利:试点—纠错—推广的三级火箭
    家庭联产承包、新农合、自贸区、科创板,中国可以用“局部失败”换“全国成功”。小国一试就全国,容错率反而更低。

规模不是公平的敌人,规模是公平的放大器——问题在于放大的是“差距”还是“均等”。


五、当“大国难”成为免责条款,谁在受益?

把“不公平”归因于“大”,至少让三类群体同时松一口气:

  1. 地方政府:有了“国情”挡箭牌,可以继续把土地出让金飙到天际;
  2. 既得利益:所有并轨、并税、并保的改革都可以“慢慢来”,一慢就是十年;
  3. 知识精英:不必再为“制度设计”绞尽脑汁,把问题推给“体量”就算“深刻”。

于是,“大国难”从分析框架变成情绪麻醉,最后沦为利益护城河。


六、让“大”成为公平的杠杆,而不是借口——四点建议

  1. 把“差距”拆成“清单”,而不是“叹号”
    用全国人口普查+大数据,把教育、医疗、住房、绿地、养老的“人均可得量”细化到街道级,公开发布“公平缺口地图”,让“差距”不再是抽象形容词,而是可下载的Excel表。

  2. 让“转移支付”升级为“公平采购”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贴,从“补砖头”转向“补人头”:把钱按人头直接打入居民账户(教育储蓄、医保返还、养老金补贴),地方政府只能“抢人”不能“截钱”,用市场机制倒逼公共服务均等化。

  3. 建立“全国公平理事会”——给14亿人一个常设原告
    借鉴南非“公平法院”、英国“公平挑战基金”,设立垂直管理的公平仲裁机构,任何公民可就“政策歧视”提起公益诉讼,判决结果全国通报,直接挂钩地方考核。

  4. 用“规模”换“时间”——把试点权变成公平竞赛
    把“共同富裕示范区”从浙江一地扩展到“10省30市”擂台赛:谁能在5年内把基尼系数降得最多,谁就获得全国推广资格+中央额外转移支付,让地方从“要我公平”变成“我要公平”。


七、结语:大国可以难,但不能坏

难,是治理的考题,不是道德的免考;
大,是制度的杠杆,不是公平的敌人。

如果我们继续让“大国难”停留在口水化的安慰剂,14亿人的公平想象就会被无限期拖欠;
如果我们敢于把“大”转化为“制度工程”的加速度,中国就能用一代人的时间,把“不公平”压缩成“转型期遗产”,而不是“永久性结构”。

大国可以难,但不能坏;可以慢,但不能停。
唯有如此,“大国”才真正值得14亿人共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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