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7日，一艘名为“鲁荣渔2682号”的大洋鱿钓船，载着33名船员，在鞭炮声中从山东荣成石岛港起航，驶向遥远的东南太平洋。谁也不会想到，八个月后，当这艘船被拖回港口时，船上只剩下11个人——22名同伴或被杀、或失踪，永远留在了那片深不见底的汪洋之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恶劣的海上劫船杀人事件。

一、诡异的序幕

2010年11月，“鲁荣渔2682号”停靠在石岛港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出航前的一个夜晚，船上厨师老严突然毫无征兆地发疯了。他在船上乱跑，挨个踹开每个房间的门，声嘶力竭地喊叫：“杀人啦！杀人啦！”船员们拦住他询问原因，老严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脸惊恐。

这种症状时好时坏，一直闹到深夜，最终惊动了船长李承权。李承权身材高大魁梧，脾气火爆，上来就是几个耳光，呵斥道：“你再闹试试？还杀人？信不信我先把你宰了！”然后一脚把老严踹了出去。

到了凌晨一点多，老严说要去小便。他没有走向码头，而是直接从船舷跳进了11月冰冷的海水里，向港口中间游去。好在附近船只将他救起送回来时，人还活着。天亮后，船员们便将他辞退送回了家。

老严为何毫无理由地高喊“杀人”？为何宁可寒冬跳海也要离开这条船？他是否预感到了什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但诡异的是，新来的厨师老夏（夏琦勇），将成为这场惨案中第一个被杀害的人。

二、出发：33个走投无路的人

2010年12月27日，“鲁荣渔2682号”正式起航。船上33名船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被生计所迫的底层人。有人做小生意赔本希望借此翻身，比如厨师长夏琦勇；有人愿意出海去闯一闯，比如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马玉超。

这33个人组建的远洋团队，从一开始就很不靠谱。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海，有些人不会游泳，还有些人是刚刚出狱的罪犯。船上至少有两名刑满释放人员，其中一名曾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拉帮结派，33个人大致分为四个帮派：大连帮、东北帮、内蒙帮和中立派。

船员们大多是冲着鑫发水产公司承诺的高薪而来。鑫发公司给出的条件是：年薪4.5万元保底，加提成，两年能挣超过10万元。对于当时的求职者来说，这是一笔足以改变命运的巨款。刘贵夺就是在高薪诱惑下，毫不犹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然而船员们不知道的是，等待他们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三、海上的囚笼：鑫发公司的剥削体系

船驶入太平洋深处后，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2011年2月28日，鲁荣渔2682号抵达东南太平洋秘鲁、智利海域，开始辛苦的捕捞工作。船员们很快发现，所谓的“保底”是有条件的——合同附件里藏着致命一刀。实际上的工资是按照鱿鱼绩效一斤2毛5来算的。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计算，船上干活最卖力的刘贵夺3个月才能拿到7千块钱。据刘贵夺后来供述，他曾经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甚至“连续干两宿一白天，不睡觉，都非常疲倦”。根据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记录，刘贵夺在当年3月钓了5946斤和13586斤。但按船上的算法，这笔收入少得可怜。更让人绝望的是，船长李承权在闲聊中无意透露：公司与船员签署的合同很可能是假的，公章也是伪造的。

不仅如此，船长李承权曾称，船上33人中至少有18人没有合法海员证。船长以“黑工”身份威胁船员：“你们没有海员证，出海就是黑工……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即便想借着别的船回国，别的船也不会拉他们的。

在茫茫大海上，他们无路可逃。通讯设备被管理层控制，船员们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船长李承权脾气暴躁，动辄对船员拳打脚踢。这艘渔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法律与道德几乎失效的“孤岛”。

四、劫船：第一滴血

2011年5、6月间，船员刘贵夺与内蒙古人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简称“包德”）等人，因不满鱿钓时间太长、强度太大、收入太低，心怀不满，开始串联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王鹏及双喜、戴福顺、丁玉民等人，预谋劫持该船回国向公司讨说法。

在刘贵夺的供述里，劫船是内蒙古人包德提出的。2011年6月16日，渔船在智利海域补加燃油，足以开回中国。

2011年6月17日23时许，劫船开始了。刘贵夺指使黄金波、王鹏破坏了船上的通讯设备和定位系统。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把守舵楼门口和舷梯。随后，刘贵夺伙同包德、双喜等人持宰杀鱿鱼的塑料柄尖刀和铁棍闯入船长室，将李承权控制并刺伤腿部。“包某捅了船长腿一刀，船长喊了一嗓子。我说别喊，就又捅了他腿一刀。”刘贵夺在笔录中说。他们采取用铁棍击打、持刀捅刺、绳索捆绑等手段，胁迫李承权用卫星导航设定回国航线，由王鹏掌舵。

然而，就在这混乱中，厨师夏琦勇（殁年40岁）发现了异常。这位年过四十的伙食长与李承权关系较好，他听到船长室里的动静，有些不放心就想前去看看。发觉情况有变，他立马转身回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提刀冲上舵楼，嘴里喊着“这帮小逼崽子还想劫船”。在舷梯处把守的姜晓龙朝夏琦勇背部、胸部等处捅刺数刀，夏琦勇反身抓住刀刃，争夺中被铁棍打断左腿，跪倒在地。姜晓龙一刀捅进胸腔，又在脖颈上抹了两刀。刘贵夺朝夏琦勇左大腿、臀部各捅一刀，刘成建持铁棍击打夏琦勇腿部。随后，姜晓龙、刘成建、双喜将夏琦勇抛入海中。

夏琦勇，第一个遇难者，就这样消失在太平洋的黑暗中。

五、“投名状”：恐惧驱动的杀戮链条

劫船成功后，刘贵夺一伙人控制了整条船。为防止其他船员反抗，他们以船上的白槽钢为原料，利用角磨机、砂轮机等工具自制了9把尖刀，分别携带，由刘贵夺统一控制。救生筏被用钢筋绑死，4人一班轮流持刀值守，看管船长和大副等人。

刘贵夺团伙最初有9人，主要由东北人和内蒙古人组成。但随着航程的推进，恐惧取代了最初的愤怒，成为驱动一切的新引擎。船长李承权和船员崔勇、段志芳为求自保，主动要求加入了刘贵夺一伙。

刘贵夺提出一个条件：想要活命，必须沾点血。他要让每一个入伙的人都手上沾血，以此作为“投名状”，彻底断掉他们反水的后路。

清洗“不听话的人” ：2011年7月，刘贵夺在甲板召集船员，称去日本需要钱，要求每个人通过卫星电话向家里索要5000元转账到一张邮政卡上。这个要求引发了矛盾——很多船员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第二轮屠杀：2011年7月中旬，船行至夏威夷以西海域时，温密、温斗两兄弟及其他3名船员被杀害抛入海中。另有船员被迫跳海。紧接着，又有3名船员遇难。

杀戮的理由越来越荒谬——有人“不听话”，有人“可能反抗”，有人仅仅是“看着不顺眼”。

六、内讧：狗咬狗的疯狂

随着航行继续，团伙内部开始分裂。刘贵夺为首的“东北帮”与包德为首的“内蒙古帮”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包德是劫船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实际上的组织者之一。但刘贵夺渐渐感到包德威胁到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更致命的是，包德悄悄找到同为内蒙古老乡的黄金波，告诉他：“刘贵夺打算只带两三个黑龙江老乡去日本，剩下的全杀了。”

黄金波转身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刘贵夺。

刘贵夺决定先下手为强。2011年7月，刘贵夺打算除掉包德等人。当晚，刘贵夺指使黄金波、王鹏、李承权、崔勇等人持刀捅刺包德。包德被刺伤后被迫跳海。紧接着，包德一伙的双喜、戴福顺、包宝成、单国喜、邱荣华等人，或被刺伤，或被迫跳海。

内蒙古帮被彻底清除。

七、最后的疯狂

杀戮并未停止。

2011年7月24日，又有多名船员遇难。

7月25日凌晨4时许，船舱突然进水，船只失去动力。船员王延龙失踪。大副付义忠、官学军、丁玉民、宋国春4人跳上木筏准备逃走。但木筏随洋流漂回渔船附近。李承权提出，船上还有段志芳、项立山两人未沾血。段、项二人被要求沾血。项立山在法庭上不断说，不杀宋国春自己就是死。4人被刘贵夺、李承权等人加害，逼迫他们跳海。宋国春沉入深海后，项立山得以活命。

从6月17日到7月25日，短短38天里，16名船员被杀害，6人失踪。最初出海的33人，仅剩11人存活。

八、求救、返航与落网

2011年7月25日，鑫发公司所属的另一艘渔船在朝鲜以东海域收到了“鲁荣渔2682号”的无线电求救信号，立即向鑫发公司报告。鑫发公司逐级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请求救援。

7月29日，中国渔政指挥中心接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通知，“鲁荣渔2682号”在日本以东海域抛锚待援。

8月12日，“中国渔政118号”船将“鲁荣渔2682号”拖回山东荣成石岛港。当船靠岸时，暴雨如注。警方早已严阵以待，将幸存的11名船员全部控制。

在最初的审讯中，11人口径一致——他们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其他人都是被“意外”或“自杀”夺去了生命。但随着讯问深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没有无辜者——他们都“沾血”了。刘贵夺、李承权等人还多次开会，编造谎言，订立攻守同盟，将多余救生衣、部分作案工具、被害人及失踪人员的物品以及记录案情的日记本等绑上铁锤沉入海中，企图销毁证据。

九、审判

2013年7月19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刘贵夺站在被告席上神色平静。法官问他“沾血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说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法官要他说明，他沉默了一下，抬起头：“杀人的意思。”

刘贵夺、姜晓龙、黄金波、李承权提出上诉。2015年1月2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5名主犯的死刑判决。2018年2月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该案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

事后，6名失踪者中至少有4人经法院公告后宣告死亡。受害者家属起诉鑫发公司索赔，但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等原因，部分诉求被驳回。不过，鑫发公司曾为部分受害者家属垫付了死亡赔偿金。

十、人物群像：33个人的命运

主犯（5人死刑）：

从犯（6人判刑）：

主要受害者与失踪者：

诡异的前兆：

十一、鑫发公司的结局：谁制造了这场惨案？

“鲁荣渔2682号”惨案，表面上看是一群船员的集体疯狂，但深究其根源，是整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溃烂。

第一，鑫发公司的系统性剥削。 “鲁荣渔2682号”隶属于山东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简称鑫发公司），该公司于1996年工商注册成立，自2000年开始出外海作业。这家公司用高薪诱惑、假合同欺骗、黑工身份控制，将33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海上的囚徒。当船员们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无解的深渊——越干越亏、越努力越负债——绝望便无可避免地滋生。

第二，法外之地的失序。 在茫茫大洋上，渔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几乎失效。当常规的社会规则不复存在，任何矛盾都可能升级为生死冲突。刘贵夺团伙自制9把尖刀、用钢筋绑死救生筏——这些行为在正常社会不可能发生，但在那片没有监督的公海上，一切皆有可能。

第三，恐惧的病毒式传播。 夏琦勇被杀后，杀戮的闸门便被彻底打开。刘贵夺用“必须沾血”的逻辑胁迫更多人入伙。人人自危之下，先下手为强成了唯一的“生存法则”。

那么，鑫发公司最终受到了什么惩罚？

从公开信息来看，针对鑫发公司本身的处罚非常有限。

有评论尖锐地指出：鑫发公司“应当对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承担责任”。然而，与22条人命相比，这家公司受到的追责微乎其微。

这起惨案是一场系统性崩塌的悲剧——是一群被逼到绝路的人，在一个失去约束的环境中，被恐惧和猜疑一步步推向深渊的过程。船员们是施暴者，但在那之前，他们首先是这套剥削体系的受害者。而“鲁荣渔2682号”惨案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一个血腥的故事，更是一面照出人性幽暗与社会溃烂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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